2019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带来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。近年来，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得到了高度重视，尤其是2018年《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（2018-2022年）的意见》和《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连续出台以来，我国的文物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在这发展中，我们积攒了一些经验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关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，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怎么说，带来了怎样的建议？

全国政协委员、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说，在全新的形势下，博物馆必须要通过开拓创新在应对变革中求生存、求发展，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会被社会遗忘，而事实上博物馆正在获得成功，这是主流。但同时，任何创新都会有风险甚至要为失误付出代价，再通过总结实现新的进步。在这个时候，开放包容的氛围至关重要。有了这样的方法论，我们才能理性看待问题、挑战带给我们的“烦恼”。现在问题的关键，是在创新中找到我们博物馆的“边界”。

国家博物馆有140多万件藏品，真正展出大概2万件，目前国家博物馆还面临盘活文物资源、让文物活起来的任务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，这关系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转化和发展是目的，创造和创新是手段。通过哪种方式手段实现这种转化呢？一是创新展览的呈现形式，将文物放在展览中呈现；二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，将文物的信息制作成视频，使得观众能够更直观地观赏；三是文物与文创产品相结合，让观众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文物的审美、文化、历史等，拓展其价值内涵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故宫博物馆副院长宋纪蓉在故宫博物院主要从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，开创性地提出了“文物医院”的理念。在她的带领下，故宫博物院“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”“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”“古代钟表修复技艺”等5项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宋纪蓉感慨，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文物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，我们需要更多文物医院和文物医生。而当前更紧迫的问题是，文物保护修复人才严重匮乏。宋纪蓉透露，故宫要和高校联合起来建立中国第一所文物医学院，培养更多实用型人才。

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，苏伯民是为数不多的直接从事文物科技保护研究的工作者。30多年前，化学专业毕业的苏伯民被“挑中”选入敦煌研究院，在西北大漠做“壁画医生”近三十载。他说，文物保护，绝不是简单工匠式地对文物进行修修补补，它是在科学研究分析基础之上进行系统保护，业界在此领域仍存在不足。今年，苏伯民则将“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模式”的建议提升日程。苏伯民建议，要“分门别类”有针对性地进行两类文物保护人才培养，一类是专门从事文物保护基础研究者，另一类则是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实践“修复师”，“这两类人才是我们急需的。”

齐文化博物馆 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刘园香/摄(资料图)

“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北京故宫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，类型不一样，社会功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九三学社市委专职副主委周锋说，文化遗产由于没有明确区分社会功能，结果出现不恰当的开发利用，造成遗产价值的破坏。现在，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，各部门的保护标准并不统一，在活化与利用方面没有形成规范性文件。另一方面，文化遗产因自身的属性不同，精神意义与现实意义会有所区别，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将有所不同，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方式不可能采用同一模式。“这方面，我们还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与支撑。”周锋建议，应该加强政策研究，提出文化遗产分级分类评估指标体系，分步分区地制定文化遗产分级分类保护利用导则，为国家、各级政府有效、规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。

2000年11月，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被批准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来自大昭寺管理委员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拉巴说，为了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，大昭寺建立了“佛像唐卡数据库”，目前已有6000多尊佛像、600多幅唐卡录入数据库。此外，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，用于大昭寺的文物保护管理，尤其在壁画保护和修复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投入1亿元人民币。今年还在安装新的消防和保护文物的电网等设施。随着西藏旅游业的迅猛发展，大昭寺客流量日益增大，管委会也很重视对游客、朝拜者的疏导管理，防止文物遭到人为破坏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九三学社中央常委、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结合江苏实践的相关思考，针对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、建立健全传统建筑营造匠师制度等问题建言献策。她指出，历史城区对名城而言是最关键的，无疑要精心保护；但另一面是它现在还是百姓生活的重要空间，所以要动态改善。周岚认为，历史城区的保护改善不能用房地产开发式的一蹴而就、就地平衡的大规模拆建方式，而必须用小规模渐进改善的有机更新模式。周岚建议要将“保护优先”作为新时代国家对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要求，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和地方政府工作评价体系。她还建议国家设立名城保护的专项基金，重点支持历史城区的老房子修缮和基础设施更新，可以是各级政府财政共同投入，来引导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保护更新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指出，目前国内考古机构有80多家，而韩国有130多家，但是韩国的国土面积仅和我们江苏省的面积差不多。对比之下，我们的考古力量明显薄弱，这样会造成大量文物流失、被破坏。因此他建议在全国大幅增加考古机构数量，首先确保每个设区市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都要有1家。

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全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经过十年发展，已基本形成了以“六片（六大片区）、四线（四条线性遗产）、一圈（陆疆和海疆）”为核心，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格局。其中，以洛阳为代表的六大大遗址保护片区，在创新保护展示方式、探索保护利用体制、积极融入城市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，在大遗址保护与民生改善、旅游发展、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，一些大遗址保护项目已成为新的城市名片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省洛阳市文联副主席、洛阳博物馆名誉馆长王绣指出，一方面，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矛盾突出。很多大遗址位于城市建成区或城乡接合部，保护用地、征迁安置、信访稳定等问题长期存在。大规模城镇化建设、新农村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大遗址的威胁不断加剧，点多、面广、线长的遗址保护也给管理工作和基础工作带来极大挑战。另一方面，考古、规划、科技保护等基础工作薄弱；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仍然突出，限制了大遗址保护综合效应的发挥。基于此，王绣建议将洛阳等遗址分布的集中片区，划设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，制定新的发展政策，帮助地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路子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青州市文物局副局长、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说，全国许多县（区）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文化局或文旅局，有些是在文化局或文旅局加挂文物局的牌子，但岗位不明确、职责不明确，导致基层文物管理形同虚设。“另外，许多县（区）没有文物执法机构，文物执法多数归综合执法机构，但因为相关人员不懂文博业务，根本无法有效履行职责。而且现实中，多数县（区）的田野文物管理与文物执法工作交由博物馆、文管所承担。这大大超出了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博物馆、文管所职责范围。”为此，她建议，由国家层面的人社、编制、文旅、文物等部门，联合出台厘清基层文物行政、事业单位职责的指导性意见，利用这次改革契机，圆满解决以上突出问题，确保今后基层文物工作顺利、有效开展。

（来源：中国经济网）